1947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共广西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迅速发动和组织各地农村举行武装起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乡村开展农村游击战争。
1947年6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工委桂北正副特派员肖雷、曾金全和中共桂林市工委负责人阳雄飞，召集桂北地下党负责人邓崇济、全昭毅等，在灵川县吴家村开会。会议传达了省工委书记钱兴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讨论决定于7月中旬在灵川、全县(今全州县)、灌阳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总负责人肖雷，成员有曾金全、阳雄飞、全昭毅、邓崇济等。
7月上旬，因情况有变，第二次吴家会议决定，起义改到23日举行。22日，又因突然获悉桂东起义失败情况，旋定桂北暂停起义，以待重新布置。灵川南藩、甘棠两个点接到通知后即隐蔽待命。因交通困难，灵田及全、灌诸点未能接到暂停起义的通知，他们按期(即23日)举行了起义，其中灵田打响了“桂北武装起义第一枪”。
据史料记载，当时参加灵田起义的有全昭毅、张俊、吴培梅、庾剑、张诚、全宝藏、李七妹、李子鲜、俸志明、曾庆邦、黎炳璇、王一平、俸星保共13人。由全昭毅(桂北武装起义领导小组成员)负责指挥，配有轻机枪1挺，步、手枪各几支。因为灵田为整个起义部队东进必经之地，且处于国民党省、专、县侧翼，有20多人枪驻守，起义队伍决定采用里应外合的战术，先派张诚(起义前打入国民党县党部工作)以视察“党务”为由，提前一天到灵田乡公所做内应。
7月21日晚，全昭毅率队从甘棠田南村出发，7月22日拂晓前到达镇义陡田村全宝藏家休息隐蔽，当日晚饭后，冒雷雨向灵田进发。23日凌晨，队伍来到灵田乡公所后门边，按原定暗号丢3颗小石子到瓦背，张诚闻声打开后门，部队冲入乡公所，按计划控制了各处要害，不费一枪一弹，约1小时即结束战斗。
此次战斗共缴获重机枪、轻机枪各1挺，步枪10余支、冲锋枪1支、驳壳枪5支，俘虏国民党乡公所人员和到此检查工作的灵川县府秘书及其警卫班共20余人。23日上午，全昭毅在乡小学的操场向1000余群众宣传“反内战”“反征兵”“反征粮征税”，起义队伍将灵田乡公所扣押的2000多公斤救济面粉、大米发放给贫苦群众。
7月23日中午，国民党灵川县保安队一个中队约80人赶到灵田“围剿”。此时敌强我弱，且起义队伍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全昭毅指挥队伍且战且退，改变原东进灌阳的会合计划，经镇义西抵潞江山区，并及时派人报告指挥部。
7月28日，甘棠、南藩两个点的起义部队转移到潞江与灵田队伍会合，旋即成立桂北游击队领导机构——队长全昭毅，副队长张俊，指导员阳雄飞;下设两个分队，分队长阳至冠、黎瑀璋，共26人。
11月，桂北游击队定名为“桂北人民抗征队”，队长全昭毅，政委阳雄飞，副队长谢韧天。1948年3月，游击队改名为“桂北人民翻身队”，队长全昭毅，政委阳雄飞，副队长傅一屏。
灵田起义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人民心中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极大地鼓舞了灵川人民的革命斗志，在广西特别是在桂北一带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为后来的桂北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今，灵田镇打造了一个占地56亩的“红色纪念公园”。公园的纪念广场占地2700平方米，在广场中心矗立起了桂北游击队战斗纪念浮雕，突出红色主题，广场的右侧长廊设计了灵田起义过程并取得胜利的连环画，这些浮雕和连环画，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年武装起义的英勇过程、灵田游击队轰轰烈烈的革命场景。(摘自 《桂林日报》)
